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谢谢。

2000年底，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在《华为人》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署名长文。

彼时，正是华为发展的高光时刻。不仅以220亿元的销售收入和29亿元的利润（2000财年）位居中国电子百强首位，还呈现出远远超越国外巨头的超高增长速度。

但任正非却亲自执笔，写下了这篇后来轰动业界，被称为企业管理者必读经典的文章。任正非说，做企业要“向死而生”，他希望华为人能够把危机意识融入血液和基因。而且他也并非说说而已，他甚至将当时华为最赚钱的电源部门（安圣电气）以7.5亿美元（约65亿元人民币）卖给了美国艾默生（Emerson）公司，提前准备出了一件“过冬小棉袄”。

当凛冬将至，“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任正非写道。

冬天确实来了。全球经济危机、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互联网泡沫破灭、宽带网络带来传统IT转型……内外部因素交错之下，华为的发展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业绩利润大幅下滑、裁员、降低投入、收缩业务、架构调整、业务转型……

但后来的故事大家已经知道了，华为不仅度过了那个寒冬，还最终破茧成蝶。

华为的财报显示，2018年，其全球销售收入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到了7212亿元人民币（107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5%；净利润59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1%。如今，华为服务着全球超过40%的人口，业务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就在这一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日渐盛行，华为的业务发展在许多国家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和困难，华为再次感受到寒意。

尤其是中兴事件的爆发，对于整个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即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来说，都是一记震耳的警钟。而“孟晚舟事件”更是传达出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的枪口正指向华为。

一向对外极其低调的任正非和华为高管们，开始频繁露面，接受媒体采访，向外传达华为的善意和可信任。而且至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对华为的轮番调查中，找出能够证明华为有问题的“实锤”。

5月15日，特朗普签发“紧急状态令”，这一命令赋予了美国商务部禁止“对国家安全制造不可接受的风险”相关交易的权力。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随后便把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了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Entity List），这意味着华为在美国的进口与出口活动，都必须先取得BIS的批准才能进行。

和此前对待中兴的招数一样，特朗普希望借此让华为“猝死”，至少是“休克”。这个骤冷的冬天，这个考验华为“极限生存能力”的时刻，华为能否再次穿越寒冬，行往下一个春天？

5月19日，任正非在禁售令后首次发声：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国供应商不向华为出售芯片，华为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任正非说，华为没有犯法，因此不会接受美国以对待中兴的模式来监管华为，也不会改变管理层。“接二连三的威胁贸易伙伴的政策，让企业不敢再冒险，同时美国也将失去信誉。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动力。”

“备胎”转正，华为不会是又一个中兴

实际上，在华为之前，中国已经有超过100家机构和个人被纳入被列入了美国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范围涉及到机械、超级计算机、半导体、航空航天、光学仪器等多个领域的龙头企业、核心研究机构及个人。但华为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一家。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禁令发出4天后，中兴通讯宣布公司已进入“休克状态”，从研发到生产全线“熄火”，随后公司几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但华为不会是又一个中兴。

2019年5月17日，华为一连发出了三封信。

一封是给华为全体员工的，由轮值董事长胡厚崑签发。信中说：“时间将会揭开虚伪的面具，阴霾过后阳光必然普照。请大家坚定信心，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持续奋斗。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一封是《致全球客户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华为已经建立一整套严密有效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华为绝大部分产品在极端情况下继续服务我们的客户。”

第三封是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总裁何庭波发给员工的内部信，她表示：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

“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今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何庭波在信中说，“我们不仅要保持开放创新，更要实现科技自立！”

实际上，对于潮水般涌来的称赞，和山雨欲来的风暴寒冬，任正非似乎一直都对前者更为警惕：“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任正非2012年在华为内部的一次讲话中说。

华为当时已经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但也并非没有软肋，比如在芯片等核心技术环节，还需要大量依靠国外供应商进口。华为越大，对此的焦虑越重。

华为最神秘的部门就是“2012实验室”，媒体称之为“中国黑科技最多的地方”，甚至包括很多与华为现阶段业务关联性不大的基础科学。这个名字来源于2009年上映的电影《2012》，任正非观影后认为，华为也需要造一艘自己的“诺亚方舟”。

作为华为研发主要载体，“2012实验室”下设中央研究院、中央软件院、中央硬件院和海思半导体等二级部门。2012年，任正非在与“2012实验室”专家座谈时，着力谈到了华为为何要做芯片。

“我对何庭波说，我给你每年4亿美金的研发费用，给你两万人，何庭波一听吓坏了，但我还是要给，关键技术一定要站立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我们做高端芯片、做操作系统都是一个道理。要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任正非说。

任正非还强调，华为自研芯片主要是容灾用（编者注：容灾，指建立两套或多套功能相同的系统，当一处系统因意外停止工作时，整个系统可以切换到另一处，使得该系统功能可以继续正常工作）。

“我们还是要用供应商的芯片，主要还是和供应商合作，甚至优先使用它们的芯片。如果我们不用供应商的系统，就可能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要死亡的，技术系统也不能做封闭系统。”任正非说。

而且，七年前的当时，任正非就明确了对美国的战略。“我们唯一觉得困难的是美国。别的国家没有困难，英国这些国家是非常欢迎我们大规模投资的。美国走不通也没关系，我们把加拿大的人才用尽了吗？英国人才用尽了吗？这个世界的人才除了美国就没有了吗？我不相信。”他说。

海思十年，华为敢对高通说“不”的底气

此次事件，让海思这个锁在华为保险柜里十几年的“备胎”一朝天下闻。

首次尝试的惨败、内部的质疑和矛盾、任正非的强势推动、科研“大神”在攻坚时刻的灵光闪现、超过千亿的研发投入……苦熬十余年的海思，终于从内部都嫌弃的次货，变为了华为的王牌，迎来能扬眉吐气的时刻。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前身是创建于1991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无晶圆厂芯片设计公司（Fabless，即只设计不制造），全球排名第五（数据来源：DIGITIMES Research）。（注：华为海思的芯片由台积电等代工）

对于华为手机的用户来说，海思其实并不陌生，大名鼎鼎的麒麟芯片就是出自海思。当然，除了手机芯片，海思的产品还有服务器芯片（鲲鹏系列）、基站芯片、基带芯片、AI芯片，而在电视机顶盒芯片和安防用芯片领域，更是有霸主级优势。美国 60% 的监控摄像头设备使用华为海思芯片，而在全球，海思则占据70%的安防市场。

但海思的今天并非一帆风顺，应该说，你能想到的困难，海思几乎都经历过。

2009年，海思推出了首款的应用处理器K3V1，起步阶段希望先定位低端，主要供当时风头正劲的山寨机使用，但很快就阵亡了。“自家产的狗粮要自家狗先吃。”任正非的话糙理不糙。

但这在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自家芯片能成吗？搞不好会连累手机业务。”终端部门和研发部门吵成一团。但任正非亲自拍板：将移动终端芯片从海思转移到手机公司：手机和芯片要共存亡。

2012年海思推出K3V2处理器，第一次将芯片应用于自家手机上。但由于这款芯片发热严重、加载缓慢而且兼容性太差，导致华为P6等机型被用户疯狂吐槽。据说，震怒的任正非气得把手机直接砸到了高管脸上。但是，他还是力主华为手机包括旗舰机型，要用自家芯片，这才有了后来麒麟的成功。

2014年，海思推出第一款麒麟910芯片，继高通后成功突破了基带技术，集成自研的Balong710基带，完成了英伟达、英特尔在移动处理器领域没有做到的事；2016年，海思又推出麒麟960，集成了整合CDMA的Balong 750基带，GPU性能大幅提升，这一芯片奠定了华为在移动芯片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最新的麒麟980已经搭载在了华为mate20、荣耀V20、mateX、P30等旗舰机型上，销量业绩和用户口碑都非常好。

2018年，海思的营收规模近76亿美元（约510亿元人民币）的营收，同比增幅30%，排名国内第一名。目前，海思已开发200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并申请了5000项专利。在国内手机厂商都高度依赖高通芯片的情况下，华为成为了唯一敢对高通说“不”的中国手机厂商。

据外媒报道，过去十年，华为的研发投入近4000亿人民币，这其中芯片研发项大约占到40%，即芯片研发的投入可能在1600亿元左右。

美国究竟在“怕”华为什么？

美国对华为的种种制裁，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是源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恐怕中国公司快速发展的脚步才是真正的原因。以全球ICT产业为例，从企业市值排名来看，中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先在ICT领域上爆发的原因。

尤其是华为在未来5G上的诸多优势，让美国感到压力甚至恐惧。PC时代诞生了英特尔，移动互联网时代造就了高通和苹果，5G和人工智能时代，谁又能成为霸主呢？我们预期中是“华为们”，而美国害怕是“华为们”。

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全球市场份额占比28%（数据来源：IHS Markit），独揽了5G标准的1600多项核心专利，最新推出的5G芯片巴龙5000，更是让华为名声大噪。

华为2018年年报披露，2018年华为的研发费用为1015亿元，较2014年增长了149%，投入占比销售收入14.1%。截至2018年底，华为在全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超过8.78万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则显示，仅在2018年，华为就向其提交了5405份专利申请，位列全球第一。

三流的企业卖产品，二流的企业卖技术，一流的企业卖标准。对于中国ICT企业来说，1G时代是空白、2G时代是跟随、3G时代是参与、4G时代是追赶、5G时代是同步。在5G最新标准的议定上，主角就是高通主推的LDPC码作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和华为主推的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业界普遍预计，未来5G芯片大概率会有两大玩家：高通和华为。

“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商也不多，华为能做到最先进。全世界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的，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当然，你也可以不买，那就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来建设另外的网络。我们在技术上的突破，为我们的市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带来更多生存支点。”任正非充满自信。

其实，美国率先拿中兴“开刀”也值得细品：中兴是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企业，并将5G作为了公司超车的关键，投入很大。中兴虽然在芯片研发上没有华为那么大的声浪，但是中兴微电子在消费电子芯片业内，也是很有影响力的，紧随华为在快速增长。业界普遍预计，未来有望进入到全球前三强。再加上华为，那中国企业就会在整个通信领域掌握更大的话语权甚至压倒优势。

华为还有哪些“备胎”？

芯片有“备胎”，让华为比中兴从容了很多，但面对美国以一国之力、用政府强势干预产业的方式，来打压华为一个企业，压力一定是有的。ICT产业链复杂庞大，除了芯片等硬件，还有软件，一个“备胎”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芯片和操作系统确实是中国ICT产业长久的痛，硬件和软件上的这两大掣肘，让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一直蒙着一层阴影。而此次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的“禁售令”，除了包括相关硬件厂商之外，软件厂商也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软件和服务销售给华为使用。

从名单上来看，包括了微软、甲骨文、红帽、IBM 等企业应用软件登上禁售名单之外，还包括了益华科技（Cadence）与新思科技（Synopsys）等的设计仿真软件。业内一般将设计仿真软件分为主要用于非电子领域的工程类仿真软件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计算机辅助工程）和主要用于集成电路、电磁设计仿真的EDA软件(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软件对于芯片的研发设计非常重要，而全球90%以上的芯片设计软件由美国3家EDA公司把持，维权授权费用非常昂贵，都是千万级别。这个软件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陈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类软件主要是在设计过程中做“仿真模拟”。没有这个仿真软件进行前期验证，你就必须真金白银地用真实产品来验证，成本极高，而且耗时很长，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但如果用仿真软件去检验同样一个功能，周期及成本均大幅降低。

“美国发布禁售令之后，中兴的EDA供应商不与其合作后，中兴的产品设计就基本上停滞了。”陈灏说。

陈灏原本是仿真软件巨头Ansys的中国区高管，后来放弃高薪离职创业，自己投入上亿元，就是为了一个“艰难”的理想：让中国摆脱美国公司的控制，拥有自己的仿真软件，因为这对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都至关重要。

但中国企业行吗？陈灏坦承：现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们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国外CAD/CAE/EDA主要供应商已经发展了三五十年，他们很难去改变技术路线。早年因为受计算能力所限，只能用近似的算法。而现在，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了算法和算力革命性改变，中国完全可以从零开始，使用最新的技术，比如分子动力学算法、粒子计算、机器学习等优化算法，实现超越。”他说。

此外，高通的无线网络授权、寰宇显示技术的OLED显示科技授权，以及华为智能手机与平板应用核心的 Google 操作软件 Android（安卓）也同样在禁售名单之列。美国之前禁售中兴通讯，导致其手机之后无法获得Android同步更新。不过，这些软件华为此前已经购买，可以继续使用，但不能更新版本，这留给了华为一段时间的缓冲期。

5月20日消息，谷歌确认已切断与华为的商业往来，从即刻起，谷歌将停止对华为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的Android（安卓）操作系统升级，华为从现在起只能使用AOSP（安卓开源项目）中的功能，同时Google Play Store和Gmail、地图等应用也都不再对华为开放。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谷歌此举对中国用户近期影响不大，停止的服务本身国内用户就不多：但对华为手机的海外用户，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华为今后将手机操作系统切换到自己的系统上，还要面临是否有足够的APP来满足用户的需要。

5月17下午，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转发华为海思总裁致员工信并配上评论表示：“华为除了自己的芯片，还有操作系统的核心能力打造！”

5月20日，针对谷歌暂停支持华为部分业务一事，华为发布声明称：安卓作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一直是开源的，华为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为安卓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华为有能力继续发展和使用安卓生态。华为和荣耀品牌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不受影响，请广大消费者放心使用和购买。未来华为仍将持续打造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全场景智慧生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2014年“棱镜门”事件爆发，网络后门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一下子赤裸裸地摆在了世人面前，而苹果也在这一年在中国被爆出存在“安全门”隐患，于是，一种微妙的变化在政企精英中蔓延：要用国货。这也成为华为手机品牌崛起的推动力之一。2018年，华为手机（华为+荣耀双品牌）全年销量两亿部，已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大品牌，全球前三。

当年，马云做出阿里云要去IOE的决定遭到了内外部普遍质疑，而阿里云能够有今日的成就和市场地位，一开始就去IOE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因素。没有“美国味儿”的华为是优势还是劣势？消费者和市场会投票给出答案。

受害者是谁？美供应商股价暴跌，A股相关公司飙升

ICT行业的发展依赖遍布全球的复杂而广阔的供应链，即使只在一个芯片产业内，产业链也极其复杂，不是单一环节，甚至不是单一链条，它更像是一棵大树，根系交错、树冠庞大，没有人能够通吃，也不是某一个国家可以独立支撑出一个最优方案，中国不能，美国也不能。

美国的“禁售令”发出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表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该项管制命令在短期内会给核心供货商带来5%到10%的冲击。但若长期执行，将会殃及供应链中的其他厂商，冲击金额将达到250亿美元。而中国与亚洲的供货商也将有机会在华为的供应链中取代美国厂商而崛起。

作为全球最大的ICT通信设备厂商，华为如果“切换”供应链，对产业链上下游公司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此前曾透露，2018年，华为的对外采购金额约为700亿美元，这其中向美国公司的采购金额约为110亿美元。美国制裁对华为的影响我们尚在讨论，但这部分美国公司的损失，已经是板上钉钉。而据华为财报显示，整个美洲市场对华为营收贡献率仅为6.6%。

记者查询了华为在官网公布的“2018年核心供应商名单”，共计92家核心供应商中，美国供应商有33家，包括英特尔、恩智浦、高通、博通等，数量最多；中国大陆供应商共计25家，包括立讯精密、比亚迪、京东方、瑞声科技，数量排名第二；此外，排名第三的日本有11家，中国台湾有10家，德国4家，瑞士、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各有2家，荷兰、法国、新加坡各有1家。

5月16日，“禁售令”发出的第一个交易日，华为的美国供应商鲁门特姆（Lumentum）、科沃（Qorvo）、思佳讯（Skyworks）、高通（Qualcomm）、赛灵思（Xilinx）、新飞通（NeoPhotonic）等全线走低，市值一日内就蒸发近百亿美元。

比如，对于美国光学元件供应商鲁门特姆（Lumentum Holdings）和射频解决方案供应商科沃（Qorvo）来说，华为是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金主”，禁售的消息使得鲁门特姆公司的股价在16日大跌11.54%，市值蒸发5亿美元；科沃则大跌7.14%，市值蒸发6.45亿美元。

更惨的是光纤通信零件制造商新飞通（NeoPhotonic），由于有接近一半的收入来自于华为，股价甚至暴跌了超过20%。

而无线半导体公司思佳讯（Skyworks）只是在财报中提到了华为对公司的净收入贡献为10%，但股价还是在16日大跌了6.04%，市值蒸发8.23亿美元。高通（Qualcomm）和赛灵思（Xilinx）甚至都没有对外具体提及华为对公司的业绩贡献，但高通的股价大跌4%，市值蒸发42亿美元；赛灵思大跌7.27%，市值蒸发21亿美元。

而反观A股，“华为概念股”、国产芯片等板块普遍走强，华天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360公司也在官方微博表示：360 IoT(智能硬件)全线产品将全力支持海思等国产芯片，携手打造国产科技全产业生态链。

5月19日，任正非也在禁售令后首次发声，他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国供应商不向华为出售芯片，华为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任正非说，美国禁止华为业务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华为的增长预计会放缓，营收增长年率预计低于20%。而2014-2018年间，华为销售收入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6%。

“接二连三的威胁贸易伙伴的政策，让企业不敢再冒险，同时美国也将失去信誉。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动力。”任正非说。他强调，华为没有犯法，因此不会接受美国以对待中兴的模式来监管华为，也不会改变管理层。比如美国如果提出华为要将5G生产线设在美国，华为也会拒绝。